学术研究 | 杨雪冬、路旖帆: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布时间:2024-12-23 23:29:44

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杨雪冬、路旖帆

摘要:系统观念,是全面理解、持续推进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必须掌握和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动实践的总结和凝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必然体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系统观念,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中国路径,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基本内容,着力处理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体系、领域布局、古今内外关系,在实践中统筹推进国家治理各环节的优化、各主体的能力提升,统筹好国家治理在观念、制度与行动诸层面现代化的衔接、互动,凝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合力。

关键词: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系统观念是重要内容。这是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后进一步的理论升华。要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发展阶段、时代方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统筹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国家发展的合力,必须坚持系统观念。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兼具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坚持系统观念,是全面认识、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法

“系统”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马克思作为现代系统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是关于社会、自然界系统的存在与演化的一般图景,是从辩证的、系统的角度对于自然界与社会的总的看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内外部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复杂化,系统观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曾兴起关于“系统”研究的热潮,并从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领域逐渐影响思想理论领域。钱学森认为:“系统思想是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思维工具,它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取得了哲学的表达方式,在运筹学和其他系统科学那里取得了定量的表述形式,在系统工程那里获得了丰富的实践内容”。

在党的二十大之前,“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等表述多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中,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为系统观念上升为党的治国理政重要理念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条件。202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十四五”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将“坚持系统观念”的内容阐述为“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2021年1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强调,坚持系统观念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和安全”三对关系,为理解和把握系统观念增加了全球维度、时代维度和问题维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系统观念具体论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内容、目标和过程,提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五大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七种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系统观念包括整体观、联系观、发展观和矛盾观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整体观,就是全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提高战略思维和法治思维能力。系统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新时代,对整体性的把握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管总”的部分。“十个明确”中开宗明义提出“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擘画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并多次阐述整体观。比如,指明“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强调“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增强大局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算大账”,“带头强化系统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善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善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整体观是系统观念的本质性内容,坚持系统观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整体发展。

联系观,就是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握好宏观和微观的关系,提高系统思维和历史思维能力,透过历史看现实。系统是联系的范畴,是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联系观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从而构成普遍联系着的世界整体。在新时代,这集中体现在以“大历史观”贯通历史与现实,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贯通“五大文明”各领域,以“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贯通国家治理各主体、各领域、各环节。习近平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发展,否则往往会出现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问题。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一定要注意这种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联系观是系统观念的前提性内容,坚持系统观念,首先要关注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

发展观,就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提高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 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新时代,系统观念的发展观集中体现于在发展中把握趋势、判断形势、预见未来。在发展中把握趋势,是“把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明白各项事业“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发展中判断形势,是明确所处的“时代方位”,清醒认知“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发展中预见未来,是以“社会主义必将胜利”增强定力底气,以“松风一起知虎来”树立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绝不使民族复兴历史进程陷入迟滞甚至中断。发展观是系统观念的目标性内容,明确了坚持系统观念不容忽视事物发展未来之趋势。

矛盾观,就是客观地分析问题中蕴含的矛盾,理清、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提高辩证思维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矛盾规律可以使系统在适应外界变化的同时进行自我发展和演进,是系统发展的动力来源。在复杂系统中,主要矛盾起着主导、支配的决定作用,次要矛盾则处于被支配、被决定的从属地位,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所以不仅要关注主要矛盾,还要兼顾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是一组既相对又统一的概念,复杂系统中的事物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这些特殊性中又蕴含着事物的普遍性规律。习近平一直号召全党学习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要注意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既要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矛盾观是系统观念的方法性内容,坚持系统观念,就要把握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二、以系统观念科学把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中就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一)从制度与效能的关系出发,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设规律

制度是调整国家治理中各类关系,达成国家治理秩序和效能的稳定性安排。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前提和目标。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果,体现为国家治理的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就要求通过提高制度的执行能力,释放治理效能。

首先,要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方面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备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要“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建设为出发点,以制度完备成熟定型为重要落脚点。其中,根本制度回答了领导力量是谁、权力来源于谁,为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发展完善规定了框架。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根本制度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派生,既体现着根本制度规定的原则方向,又在各自领域发挥着规定性作用,有效解决着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总的说来,根本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则需要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确保始终有能力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具体来说,根本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包括根本领导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根本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这解决了权力运行结构中谁是领导力量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石,保证了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以什么思想理论为科学指导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

基本制度“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基本制度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旨在解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多种政治力量如何有效参与国家治理,在维护国家统一前提下如何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以及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如何当家作主等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制度安排是对所有制、分配关系、计划与市场等经济领域基本问题的探索与回答,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生产要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政府和市场关系等问题认识深化的结果,并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

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制度组成,是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一国两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制度。

其次,制度是否优越和成熟,是否巩固和完善,是否成型和先进,归根到底,要由治理的效能来检验。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仍在朝着成熟和定型方向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一是许多领域还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不同领域制度之间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不够,甚至相互抵触和冲突。这些问题使得制度所蕴含的显著优势无法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影响了制度优势的发挥。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快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弱项和不足。一是进行系统改革,打破利益、观念和制度藩篱。很多深层次问题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再像过去一样只在某个领域内进行单项改革,就会“摁下葫芦浮起瓢”。只有把这些问题看成一个系统联系的有机整体,全面深化改革,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才能逐步提升。二是需要不断解决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协调,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发展不协调,这都是国家治理中的痛点难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出发,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域布局要求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出发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领域布局,既要推进国家治理各领域整体的现代化,也要把握好重点领域以及各领域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关键矛盾,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国家治理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政党治理等各领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推进各领域现代化入手,最终依靠各领域现代化成果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国家治理整体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说:“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在经济治理现代化领域,要在建设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解决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府治理现代化领域,要从职责、运行、效率三个方面入手完善政府体系,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政治工作体系。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机构的职责体系、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理顺政府部门间的职能,避免因各部门职能交叉而导致的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问题;创新行政方式、优化行政流程,在保证中央顶层设计、依法行政的同时,增强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在文化治理现代化领域,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地借鉴外来文化,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文化现代化贯穿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领域,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完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系统化、民主化、智能化、法治化的社会治理体制,解决利益多元化、诉求多样化的现代社会问题。在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领域,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方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夯实的生态基础。在政党治理现代化领域,发挥政党现代化引领和带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坚持依规治党,提高党的自我革新、自我治理能力。

(三)从历史与现实关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继承与创新关系

以系统观念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渊源,要透过历史看现实。历史和现实是在时间上连续、发展的整体,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扎根中国实践,体现着中国特色。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蕴含了关于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比如贯穿中国历代政治格局的“大一统”理念,既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纽带,也塑造了国家长期稳定且高度有效的政治格局,奠定了现代中国主权国家的历史基础。在具体制度上,我国形成了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他们深刻地影响到当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运行。

从现实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过程。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国家治理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 要用大历史观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把握发展规律。

(四)从中国与世界关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者的重要推动力和塑造力;另一方面,虽然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现代化在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现代化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各国需要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相互帮助,形成联动效应,统筹解决好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公正等问题。

中国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良好治理,既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世界人民福祉的实现。中国发展不仅是世界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为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借鉴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后发国家想要在西方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内实现现代化绝非易事,虽然一些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各类问题也集中暴露,容易陷入发展陷阱。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面对诸多挑战和压力,依然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提到:“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谋求自身发展,难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风险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更需要统筹考虑内外关系,积极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世界环境。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塑造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既有助于各国实现现代化,也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更上一层楼。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践行系统观念

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系统观念是科学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找准影响和阻碍治理效能释放的短板、难点,凝聚各方面的合力。

(一)以系统观念统筹多环节治理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各环节之间能否衔接、互动、协同,直接决定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坚持系统观念,就要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各环节的多方面机制,协调推进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局部改进的基础上实现整体优化,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效力。

在决策机制上,要坚持党对重大决策的绝对领导权。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明确由党中央及其相关机构负责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要广泛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可以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干什么。从而,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做实一件事,赢得万人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在制度机制上解决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的问题,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在执行机制上,习近平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政策执行必须在认知层面解决对政策的理解问题,准确把握和理顺各种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执行机制中融入全过程监督,“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要继续深化制度公开,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类参与力量,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问责机制,对不执行制度、违反制度进行追责,对公职人员形成刚性约束。

在激励机制上,习近平强调:“体制是重要因素,但人是最根本的因素”。政策执行最终要依靠广大干部来实现,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也是改进制度运行的重要内容。需要完善容错机制、选拔晋升机制,以兜底保障、激励担当、奖惩并行来发挥好激励机制的作用。新形势下,要健全干部考核机制,进一步提升干部考核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分层分类的考核体系,优化考核评价方式,根据各地各层级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差别化的考核评价机制,使考核真正发挥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担好“指挥棒”“风向标”的作用。

在监督机制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监督机制,需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理顺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的关系,发动更广泛的外部监督力量。只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政治权力才能健康、长期地运行。要发挥党内监督机制的引领作用,落实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责任,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利。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这三项改革一体化推进。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及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作用,形成监督合力,才能使监督不留死角,实现监督机制的全覆盖。

(二)以系统观念统筹各主体治理能力

在“大国之治”中,制度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以系统观念统筹提高各主体的治理能力,需要把握好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自治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能力的共同提升,以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高水平的国家治理。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面对“两个大局”,要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外防范危机化解风险,对内自我革命从严治党。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需要总结运用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提高自我革命的能力,需要重视从严治党,建立健全解决自身问题的长效机制。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就是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的体现。只有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推进、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国家机构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组织载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居于重要位置,其履职能力体现在政治履职、依法履职、尽责履职、协调合作履职等方面。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明确国家机构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这一定位。国家机构依法履职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即各级人大要依法立法、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各级法院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等。需要明确各国家机构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健全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确保国家机器顺利有效开展工作。需要提高国家机构运用新技术履职尽责的能力,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回应时代需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使国家机构在履职过程中更加科学高效。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一方面提高人民群众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的能力,完善制度建设,畅通参与渠道;建设有效的政治参与平台,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得以表达、产生效果。另一方面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自治能力。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强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

党员领导干部是国家政治权力运行的实际参与者。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有效执行和运转的关键。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各方面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能只具有单一的业务能力,而是要具有全方位的复合能力。其中,政治能力居于首位,是最为重要和最为核心的一种能力,对其他各种能力具有引领、推动和提升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三)以系统观念统筹全方位治理行动

面对治理资源有限性和治理任务多元化的矛盾,以系统观念统筹全方位的治理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以思想的统一保证全方位治理行动方向明确,形成合力。对于中国这一超大规模的社会来说,“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从历史上来看,用统一思想来凝聚行动合力,是党赢得历史主动的重要原因。党深刻认识到“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思想就是力量”,“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治理实践,都要紧紧围绕总的目标、总的方向、总的价值追求去展开行动。

其次,要统筹协调各层级的治理任务,重点解决治理能力不平衡的问题,确保制度执行在各级政府、各个领域都不走偏不走样。当下,我们正处于向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迈进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统筹协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治理能力,厘清各级政府的职责重点。比如中央一级侧重顶层设计,保持战略定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方向规划、目标指引和根本遵循。地方政府则需要注重具体治理任务,一方面提高执行力和领悟力,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及时准确落实到位,并且不超出中央确定的界限,“要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另一方面要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对社会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新问题保持敏锐,在贴近基层的第一线做好利益协调、矛盾化解、风险防范等工作。

最后,要统筹把握全领域的治理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单兵突进到全面深化、系统集成的转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治理实践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领域的治理实践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合力。经济发展、生态保护需要政治制度作为支撑,政治发展和文化进步要以经济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始终以系统观念的立场观点方法统筹各领域实践,确保各领域行动互为依托、统筹推进。

来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年第1期

排版 | 褚浩宇、吕宇乾